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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超过70万学生申请了大学。他们递交了成绩单、高考成绩、体育或者艺术特长证明以及最重要的统一的自我个性的笼统的描述：就像引用哈佛招生网站上的个性描述—成熟、品质、领导能力、自信、热忱、幽默感、活力、关心他人和从容面对压力。

为什么美国大学如此痴迷领导能力呢？哈佛大学招生网站的引语中领导能力列在第三位，仅仅排在另外两个不言而喻的品质后面。同样地，耶鲁大学的网站上引用了前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的评论：“在耶鲁的帮助下，应试者最终是否能够在他的领域内成为一名领导者，这将是我们招生时最有力的判断标准。如今我们的目标还是一样，强调我们所需要的学生是在我们的帮助下能够成为他所追求的领域中这一代人中的领导者。”

普林斯顿大学的系主任珍妮特拉温瑞泊艾在纽约的Timesis上说过类似的引人注目的话:“我们需要学生具备能够使得他们成为他们领域和群体中领导者的品质。”（所以，同样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网站上，领导能力被显著地列在课外课程那一栏：“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在学校和群体中有影响力的一群人，所以告诉我们你所领导的活动、兴趣爱好、特殊技能以及参加的其他课外活动。”)

在雅克斯坦伯格的课题《捍卫者》中，他描述了卫斯理学院的招生负责人如何对申请人文件中个人信息一栏进行评分的。: “在卫斯理学院中领导能力出色的学生能够得到9分，在某些领域很可能会成为领导者或者作出过很多贡献的学生能够得到7分或者6分。”

埃米哈沃德兼顾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主教学校的学院顾问主任和私立学校大学指导协会执行理事。她说：“领导能力很少能够独自决定一份申请的成败。但是，领导能力不仅能够使一个同学在一个有竞争力的申请者群体中比其他同学（那些四年中只待在家里做作业的同学）表现突出，而且能够暗示这个学生将来在大学校园中的影响力和他毕业后的潜在影响。”

当然， 将领导能力设想为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之一是可以理解的， 这包括了积极上进的青少年们的很多优秀的品质。但是它的普遍性还有待调查。默认的设想是领导能力和成熟或者关心他人这些品质一样，不需要资格和说明。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令人满意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对一个象棋俱乐部来说，做一个有所贡献的人和采用卫斯理学院的说法是一样的。但相反的是，成为俱乐部的主席需要展现某些无形的品质。但是这样的一个设想是很难普及的。

一个天生的领导人（乃至引用哈佛的品质的标准来说，“一个自信的领导者”）需要避开其他的潜在角色：天生的追随者、天生的合作伙伴、天生的独行者。这些词，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中可能被当做是一样的，就算是不一样的，也代表比较令人满意的意思。对 Beyond the American Model 的作者刘兰来说，天生的领导者是《哈佛商业评论》的一部分。领导能力是具有文化特异性的。不幸地是，因为偏见，这一主题已经被过度的掩盖了。追求一种普遍的领导模式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美式的领导模式。

然而，塔斯福大学文理学院的前院长罗伯特斯滕伯格在他的作品《21世纪的大学招生》中提倡这一招生系统中存在着很多的美国元素：学生能否进入大学建立在未来的领导能力和社会中的活跃程度的基础之上。然而，斯滕伯格很确定地告诉我们：“领导能力不是指在某一领域成为权威，而是做出积极的有意义的贡献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他认为那些精英大学中名副其实的教学者不仅仅是优秀的学者或者是优秀的工作者，而是积极主动的创作者，是他们领域中的先锋者，是会管理同领域中其他成员的领导者。

斯滕伯格的书常常会成为商业中的畅销书，这并不令人意外。他这样写道：“ 在一家主要的投资银行如何同一个高级管理人员交谈。”我提到过在塔夫斯大学增强招生的需要。他的回答是“类似于高考、大学入学考试和大学的成绩只能说明谁能成为好的分析员，但是却不能说明谁能够预测市场的发展情况”。随后，斯滕伯格又谈到了融资，这包括了与塔斯夫大学一些最成功的毕业生的会面。他们的成功并不仅仅用财力来衡量，还需要考虑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然而，斯滕伯格的说明无疑是善意的。他建立的参数把领导能力直接归为管理：艺术生和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在他们的领域无论多成功，都不需要在融资竞赛中聚集。

威廉德莱赛维茨在《美国学者》一文中写的可能有些愤世嫉俗：“耶鲁大学就是谈论领导者培训，培养世界知名人士和值得吹嘘的学子，带领学生爬到世界顶端、指引学生爬杆取物、到达任何社会任何一个阶层的地方。“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当我们想到领导能力这个词时， 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些能够引导人们自然而然到达某一社会阶层的品质。

相反地，在我的母校牛津大学，理想的学生不是领导者而是独行者。在本科阶段，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在得到加强。学费按照教授一对一的授课方式进行收取。招生过程包括未来导师的虚拟教程面试，他也会对招生做出抉择。

在课程方面，学生的评估完全依靠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没有平时成绩、只有学年考试时的不记名打分。领导能力意味着承担，很少作为分数的计算项。重要的不是我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也不是我对学校生活或者同学做出的贡献（留学文书伙伴MyDocumate），而是我在课程中的表现(也就是我的分数等级)。当我在读博士时，重要的是我对我这个领域做出的细微的贡献。这种狭隘的思想与美国教育机构的豪言是有争执的。在某种意义上，独行者、仅仅待在家里完成作业的人忽视了教育经历中的一些重要因素。哈沃德和斯滕伯格同样强调了影响力的重要性。一个令人满意的学生不仅仅会有效地学习，而且会把教授的知识传给同学。正如哈沃德说的，“他们要在班级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提出能够引起讨论的话题，鼓励沉默的同学发表他们的想法。”

控诉美国最好的几个教育机构的反智主义将是进一步的举措。但是，在美国大学的招生计划中，领导能力隐含的信息不仅仅包括反智主义，即使是对学术机构来说也是如此。从这一理论来讲，关于一个未来的独行者像龙聚集宝藏一样储存知识的说法是令人疑惑的甚至是自私的。尽管这是由美国顽强的个人主义构成的，但是对于那些既不领导也不追随而是推出美国文化的人来说，美国文化并不是很受欢迎。

在学生中，重视领导能力的益处是值得一提的。很多欧洲大学纯学术的方法不仅能够鼓励和奖赏独立性，而且能够培养孤独。我们不应该鼓励任何一个层次的学生合作、获取管理经验、学习追随或者领导。对那些还没有机会体验领导能力的群体来说，重视和培养领导能力是特别重要的——例如，很多女子大学重视女性在大学中的领导地位。

但是，关于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和一个令人满意的学生是一样的理论是值得探究的。我们把领导能力看做是一种才能，但是忽视其他不是很明显的、哈沃德讨论更多的品质是冒险的。她提到：“我们需要好的追随者。而且我认为领导能力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方面。能够使身边的人都疏远自己或者不允许其他人领导自己的人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吗？重视领导能力就意味着一个完全信奉精神生活和一种具体智力兴趣的学生就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吗？当然，关于领导能力、特定文化和典型的美国人能够使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候选人处于不利位置的猜测是有意义的，因为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领导能力可能有不同的形式或者并不受到推崇。

在大学招生时，来自不同背景和拥有不同机会的候选人有着不同的展现方式，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挑选出理想的候选人还是需要不断改进的。最受好评的方法就是在整个招生计划中，招生负责人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和背景进行评分。但是，招生负责人所重视的情境中的个人品质也是值得考虑的。我们需要一个全是领导人的毕业班吗？还是学校希望学生在处理不同的事件时，展现出来的是个人的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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